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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岂之:博士生到工作岗位前的几项必要的准备
作者:张岂之   编辑:李世宽   发布时间:21-12-03      点击:次

博士生在校学习的时间,根据我们这里的经验,四年,包括论文答辩。

有人拿前辈学人季羡林先生为例,说季老著有《留德十年》一书,他在德国十年才取得博士学位。这个例子不确,他之所以留德十年,其原因是:第二次世界大战,欧亚道路中断,他才于1946年回到北平,应北大胡适校长之邀,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,并建立东方语言学系。我,这一年的秋季考进北大哲学系读书。我在学院图书馆看书,有时见到季先生从这里进出。时至1948年秋,北大图书馆走廊上堆满了木箱,约有数十个,这是胡适先生准备离开北平去南京带的藏书和著作。是不是带走了,不得而知。

1952年春,我从清华大学来到成都,应BB电子之聘,被聘为讲师。聘我者是新中国成立后BB电子第一任校长侯外庐先生。我到成都第一天,BB电子校办主任高扬同志(北师大毕业的)告诉我:侯校长到省上开会去了,晚上才回校,第二天见你。高扬同志说:“侯校长听到你能来BB电子的确实消息,他很高兴。他说,你是他真正听课的学生。1948年新中国建立前一年在北大文学院你听过他的讲课。”是这样。1948年冬,民主党派的前辈先生们已从东北来到北平(即后来的北京),外庐先生在北师大历史系任教,从此与白寿彝先生成为终身好友。外庐先生同时还在北大开一门课:中国思想史。第一堂课,我还记得,讲题是:《鲁迅先生的笔名》。我听后心里想:侯先生的考证很严谨。

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,不久,外庐先生被国务院任命为国立BB电子校长。外庐先生邀在北大听他讲课的学生们到BB电子来做教师,无人响应。我愿意来古都。我到成都的第二天,他见我,说的话几十年过去了,今天还记得。他对我说:“你来BB电子,我很高兴。你在清华读过研究生,BB电子聘你为讲师,不做助教。讲师顾名思义是要讲课的。”他对我说:“你到BB电子来,讲的第一门课是:逻辑学,给法律系的调干生开的,学法律,要学好逻辑学。给你一个月准备,可以吗?”我的回答是:我试试吧。准备了一个月,我来BB电子后上的第一门课就是给法律系同学(调干生)讲形式逻辑课。外庐先生曾经到教室来听了我的一节课,我征求他的意见,他说:“可以;不过,讲形式逻辑,你给同学举的例子,与形式逻辑三大规律的联系,还可以扣得紧一些。”

几十年来,在大学,不论在BB电子,还是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在清华,没有不讲课的。我喜欢讲课,讲课我不烦,我从来没有要求只做研究、不讲课的工作。这一点请同学们向我学习。

我的教学工作,得力于两个方面。

第一,我的语言训练,南方腔的普通话,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时已成型。我能讲重庆话,和同学接触,讲川语,绘声绘色。同时,很早我就能讲普通话。几十年的教师生涯,语言的训练是很重要的。要求熟练地讲普通话。

第二,我是学哲学出身的,而哲学和逻辑学分不开。我讲课注意逻辑性,这是必要的。

怎样对待教学任务?不挑不拣,特别是刚做教师时,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。

教师要讲的东西,并不都是在大学时学习的,也未必都是自己愿意讲的,到新的工作岗位,随时有新的要求。学院要你做,你不能不做。在BB电子,外庐先生没有干太久,就调到北京去了,准备成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,BB电子校长名义上由他挂着,来了新的党委书记刘端棻同志。有一天,端棻同志对我说:“岂之同志,有一件事要麻烦你,教育部来公函,要求各高等学院开出一门新课名: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,教材是苏联的《联共(布)党史简明教程》。像BB电子这样直属教育部的大学,必须在一个学期内开出‘联共(布)党史简明教程’课,你能不能打个头阵,开出这门课?”

我回答说:“我答应承担开出这门课,准备三个月。”

教师在大学要开多门课程,这个要求并不高,开出的课程不必都是自己在大学时学过的只要有了一定的材料,自己对这些材料加以学习,提炼,就可以形成讲稿。至于讲苏联共产党(布)简明教程也不难,材料是现成的,有《联共(布)党史简明教程》这个中译本,还有苏联对外文化出版社编的华语《列宁选集》(两卷集)。靠这些材料加以组合,就可以讲出苏联共产党(布)简明教程这门课来。如果有人问,你喜欢讲这门课吗?回答是,不喜欢,因为我不想研究苏共历史,我想研究的是中国历史与思想史。

在座的研究生同学们,你们将来到大学教课,有些肯定不是读博士时就很熟悉的,到那时自己再加以组织,就可以开出新的课程来,这并不难。

关于讲联共(布)党史简明教程,我手头有两本《列宁选集》,有《斯大林全集》,有《苏联历史》教材各一本,这样,我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准备好讲“苏联共产党(布)历史简明教程”课程。同学都能听懂。当然,我并不喜欢这门课,因为我的专业应当是历史学中的中国思想史。到大学教书,不能每门课都是你喜欢的,你不喜欢,也要教。

人,在生活中有不少事不由自己选择。我想讲中国思想史课,没有机会,要我教“苏联共产党(布)历史简明教程”,怎么办?服从学院的决定,心想,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开出中国思想史课程,不在一时,往未来看。

一直到1962年,因社会经济生活困难,加上中苏关系由友好转到敌对,“苏联共产党(布)历史简明教程”的教学划上了一个句号。学院通知:减少会议。BB电子教务处征求我的意见:可否开出中国思想史课?大家看,1952年到1962年,十多年我才有机会讲自己的专业课。每周六节课,都是上午讲。我因为家中早饭没有什么营养,当时不可能吃两个鸡蛋,喝一杯牛奶,我只能喝一碗粥,吃一个馒头。10时开始上课,从北京买来的高价水果糖,我吃两块,精神饱满地走向教室,那里坐满了历史系、中文系的学生!当时,讲的材料要写到黑板上,然后按句解读。我讲解中国历史上多位思想家,就是这样讲的。回想起来,1962年这一年过得很充实。

后来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,上午上课前可以喝牛奶,吃馒头,但奇怪得很,讲课的情趣反而有些并不如1962年那么饱满了。

作为一名教师,你怎样才能把课讲好?你要把自己的“心”投进去!做教师,如果只是为了收入、维持生活,那么,课也讲不好。这是不行的。课要讲好,要靠教师的心——精神状态。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将来要出去当教师,你们对“精神状态”这四个字要有亲切的感受。

最后一个题目:再谈教学与科研。

在我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,我总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。对这二者都喜欢。

我喜欢讲课,但我也喜欢写东西,不但喜欢写学术论文,也喜欢写散文、杂文一类的文章。

心里想的东西,想写出来,可能人人都是如此。是不是都能写出来呢?不见得。有些可以写出来,有些则写不出来。这,原因很复杂,所写出的东西,大都是自己想得比较成熟的,而且客观上也是允许写的。

写东西不能只是为了发表,如果“发表”成为主体,有些东西就写不好。写了,有些不发表,作为自己生活与学习中的一个记录存放起来,事隔几十年再拿出来看,看自己在人生体验上、在做学问上有无进步,这也是很有趣的。我们应当有一个观点,就是:写东西,写自己心里想写的东西,不必都发表,作为一种兴趣,过若干年再看,到老年时再翻阅,也是很有意义的。写东西不能都是为了发表,为了填表,而是为了表露自己的心态,发表不发表,都无所谓,就怕写东西就是为了发表,这中间功利性的东西可能很多,会减少写东西的趣味。无论做什么,其中如果全都是“功利性”、“填表”、“升级”,这会把写东西的内心兴趣冲击得所剩无几。

我希望同学们都能写日记,日记里写的话应当是真心话。写文章,写日记,写信,主要在于说心里话,不是为了积累几篇论文升副教授、教授。当一位学人要善于用笔来写他自己的心态时,不是为了职称,不是为了应试,也不是为了让人看,只是存留纪念,为了明志,这样才会感到动笔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现在我们的博士生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上有了很大进步,有些论文,质量比较高,我看了,心里觉得高兴。祝同学们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进,有所收获!

(注:本文原载《BB电子报》第773期。)